● 刘明礼
父亲爱热闹，大方好客。从我记事起，家里常年高朋满座，大多是父亲那些“酒肉朋友”。
小时候，我们村的供销社就在我家西边100来米的地方。供销社除了收购农副土特产品，还是综合性商店，基本的生产、生活物资什么都卖。到供销社去帮父亲买酒，是常有的事。
供销社货架上有瓶装酒。那些瓶装酒，不像现在这么花里胡哨、包装精致，大多是普通的玻璃瓶，瓶身贴着的纸签上标注着酒的名字，譬如“高梁酒”“二锅头”“老白干”，或者什么特曲、头曲、大曲、二曲之类的，瓶颈处贴着“注册商标”，瓶盖是铁质带齿的那种。也有个别瓷瓶装的，算是高档次的酒。那个年代，只要是瓶装酒就属于好酒，只有过年或家里来了客人时父亲才舍得买，平日里都是喝散装白酒。
供销社卖的散白酒，装在一个酱紫色的大肚子酒坛里，酒坛盖子包裹着厚厚的白棉布防止酒味挥发，虽将坛里的酒味封得严严实实，浸染的酒却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来，一进门便能闻到浓浓的酒味，很是醇香。用现在的话说，一闻就知道是纯粮酿造的酒。供销社的柜台上还摆着糖果、点心，以及烧鸡、熏肠等熟食，各种香甜的气息和酒味、醋味混合在一起，诱得人垂涎欲滴。把钱和酒瓶递给售货员，说来一斤。售货员拿起一个白铁皮漏斗插入酒瓶，再将酒提伸进坛子里，灌满一提，小心翼翼地倒入瓶口的漏斗。满满五提，刚好一斤，记得也就是几张毛票儿。有时候家里来的人多，还要打上两瓶。盖好瓶盖，我一只手握住瓶颈，另一只手攥着找回的零钱，一路小跑回到家。
那时候似乎没有低度酒，甚至到了六十多度，酒性较烈。所以人们普遍显得酒量没有多大，还要喝温过的酒。温酒用的锡壶，是走街串巷的小炉匠手工打造的。把锡块化成锡水，根据你要的酒壶形状，倒进模具里，再经过打造焊接，一把酒壶很快就做成了。用旧锡可以换新的，用废铁废铜也能换新的，买一个新酒壶，也就几毛钱。
我记得特别清楚，常到我们村的小炉匠是个饶阳人，身材廋小，大眼睛，戴着老花镜，50多岁却显得十分苍老。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全都喊他“小炉匠”。冬天农闲的日子，挑着副担子来到村里，一边走一边拉着长声儿吆喝：“锯盆嘞锯碗锯大缸，化锡打壶嘞……”东家的锅漏了，西边的盆裂了，拿出来，花上毛儿八分的，三下五除二就给搞定。那时候物质贫乏，谁家家里的家当即使坏了，只要能修都轻易舍不得丢。不仅物质贫乏，文化生活同样贫乏，村里来了个手艺人都当成个稀罕事。我们这帮孩子，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还不时学着人家的吆喝。父亲常用的锡壶，就是这个手艺人给打的。
家住在村里，冰天雪地爷儿们们大多无事可做，好喝的便常往一块凑。我们家虽算不得富裕，但父亲挣工资，比一般家庭还是要好一些。尤其是那时候烧煤要凭“供应”，多数人家要靠炭盆取暖，甚至只能晚上睡觉用秸秆烧一下土炕取暖。我们家却早早生起了火炉，既取暖，又做饭，还能烧水。由于比别人家暖和，又开水不断，所以比较“招人”。加之父亲好喝酒有名，所以常有人找他喝酒，或者他喊几个关系不赖的过来小聚。
对此，母亲颇有微辞。想想也是，整天满屋子的人，坐柜上，板凳上，炕沿上，能坐的地方都坐严了，有的还在炕上躺着，甚至有的人宁可“打立票”也在我家耗着。炉口敞开着，大铁壶一壶接一壶地烧，一包“花三角”的茉莉花茶一天就能造光，烟味、酒味、屁味、脚臭味、衣服上的油腻味，真真一个“五味杂陈”。不过母亲倒不说什么，心里的怨气还是无奈地屈从于“三从四德”，不时过来给炉中加几块煤泥，把将要空了的烧水壶注满水。
就着红红的炉火，父亲和他朋友们喝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下酒菜只是用巴掌大小的盘子装盛。鱼腥肉腥偶尔才有，多数的时候也就是腌黄豆、刹白菜心、咸萝卜条、苹果切片撒点白糖等几样小菜。父亲的最爱是油炸花生米，所以每次都有这个菜。先同端三杯，然后划拳打关，规定每人三杯酒，转一圈酒才能吃一口菜。用的酒杯，是那种白色的三钱小盅，瓷的，端起来“滋溜”一声，谁喝完都会咧着嘴 “倒挂金钟”比划一下，表示喝得很干净。有时候打开酒官司，那是要“滴酒罚三杯”的。大人们猜拳喝酒，父亲让我在炉子上用锡壶给他们热酒，热一壶就赏我几粒花生米吃。这也成了我日后喝酒必点的菜。六几年，父亲在村里下乡，为村里上了个油坊。油坊就在现在大队部，有次父亲带我去玩，油坊炸了一锅花生米。花香米那个香啊！我大口猛吃，直到吃得吐了。说起来热酒也是个“技术活”，离火远了紧忙热不好，离火近了又可能把壶烤化，因为锡的熔点很低。记得有一次，由于炉火太旺，而我又只顾了看父亲他们划拳，一不留神把锡壶烧化了。酒瞬间流进了炉火，“轰”地一声火苗窜起几尺高，吓得我赶紧跑开，怕父亲因此打我一巴掌。一只锡壶不值钱，可眼前没的使，还糟蹋了一壶酒，扫了他们的酒兴。
开始的时候，大人们逗我玩，会用筷子头蘸一点酒让我吃，说吃完赏我口菜。馋嘴的我为得到那口菜，便用舌尖去舔筷子，辣得直咧嘴，口水旋即涌满口腔。随着次数增多，慢慢竟没了什么反应，觉得那酒倒甜乎乎香喷喷的。再往后，父亲打圈，会叫我过来替他喝酒。可一口酒下肚，辣得我又是捂嘴又是跺脚。看到我的囧样，大人们一个个哈哈大笑。就这样一次次替父亲喝酒，在父亲与酒的“熏陶”下，我十来岁竟对酒有了“好感”。
父亲好喝酒，也好“藏”酒。家里散酒几乎没断过，还在睡觉屋子的一只木箱里藏着平时舍不得喝的瓶装酒。记得是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大人不在家，我打开了那只木箱，看到有五六瓶酒，其中两瓶写着“茅台”，而且有一瓶是打开过的。我拧开瓶盖，一股特殊的醇香扑鼻而来，与平时闻到父亲喝的酒味道大不相同。忍不住呡了一小口，感觉香香的气息，从舌尖传递到喉咙，整个肚腹都微微发热，连呼出的气息都是香的。从此我认识了茅台，心想以后长大了我就喝这酒，就给父亲买这酒。后来我挣上工资，第一次给父亲买的还真是茅台。那是1986年，一瓶普通茅台也就十几元钱。
父亲好酒，却几乎不贪杯，把酒作为一种简单的乐趣，说酒场便是人场，酒中的酸甜苦辣，可以让人参悟人生。文革那几年，喝酒成了父亲最大的慰藉。他性格耿直，却不愿意参与身边那些是是非非。于是把酒喝多作为幌子，真呀假的，每天迷迷糊糊醉醉呼呼的样子，这个运动那个会议的概不参加，为此被调了好几个单位，工作几十年最终只混了个股级小官。但他也沾了酒德好酒风正的光，运动中既没挨整，也没落下对立面。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也许这便是他的酒场人生。
长大后我渐渐明白，酒是文化的象征，是情怀的展现，也是个性的张扬。粮食要经历复杂的环境和过程，才能酿成美酒，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喝酒的时候都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也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能听出个中滋味。喝酒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情会被展现的一览无余，最能看出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此也是认识他人认识社会的一个过程。父亲有酒量，但他有量不逞强，喝酒不欺人，酒桌上当让则让，该喝时从不含糊。父亲敬酒常说：“喝酒喝厚了，赌钱赌薄了”。因为好喝几口，父亲无论在哪都能交下一帮朋友。1972年我家起新房，村里的老少爷儿们都主动前来帮忙，拉砖拉土连十几里外的朋友都带拖拉机过来。当然，事后父亲少不了用好烟好酒招待一番。
父亲76岁时动脉严重硬化，并得了脑出血，从此告别了他钟爱一生的酒。87岁那年，父亲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出殡那天，在父亲的随葬品中，我给他放上了一瓶好酒。以后每个祭奠的日子，都要在父亲灵前摆上他一生最爱的佐酒小菜油炸花生米和酒，以此寄托不尽的哀思。不知道天堂里的父亲，可否明白儿子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