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新英
1940年年底，彭士禄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
在延安，彭士禄度过了黄金般的学生时代。在延河边上，在桥儿沟，从杨家岭到清凉山，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大教堂到露天教室和窑洞；可亲可敬的老师；活泼可爱的伙伴……一生中有多少往事只是稍纵即逝，然而，对于延安岁月的回忆，彭士禄却总是感到那么真切，那么清晰，那么强烈！
一
1940年冬，在桂林彭士禄读书的小学校里来了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那挺拔的身材，矫健的步态，使他刚刚一踏进学校，便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是谁呀？来这里做什么？他叫龙飞虎，是周恩来同志的副官。他是周恩来同志专门派来接彭士禄到延安去的。
彭士禄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桂林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这所密林中的小学，跟着龙飞虎和贺姨妈，同20多名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一道，坐上一辆大卡车，一路颠簸着到了重庆。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山城。西式的洋房，中式的小青瓦房，还有式样别致的吊脚楼，密密匝匝依山而建。一条又一条石梯坎街道，顺着山势蜿蜒而上。石板街的交口，店铺门外，或是房屋的外墙边，时不时会有一颗两颗大黄桷树伸展着浓密的枝叶。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使人觉得既像是在城里，又像是在乡下。
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就在重庆曾家岩15号，一条石梯路的弯道旁。黑漆的小门里，是青砖墙、红漆地板的小洋楼。
彭士禄一行人刚到这里不久，正在一间厅房里休息着，只见走进来一位伯伯和一位阿姨。伯伯浓眉朗目，留着大胡子，穿着一件黄色的夹克。阿姨穿着一件合身的长旗袍。他们一进来，就微笑着扫视屋里的人们，像是在同大家打招呼，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人。
这时，龙飞虎大步跨到来人面前，啪的一声立正，同时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报告周副主席，彭同志的儿子带来了。”说着，转过身，把彭士禄推到周副主席面前。 周恩来弯下腰，把手放在士禄的肩头，深深地叹息着说：“总算找到你了，孩子!”
周恩来情深义重，自彭湃牺牲后，他立即派人将彭湃母亲周凤从澳门接到上海。之后，他便怆然四顾、急迫地寻找烈士的亲属和遗孤。然而，此时他身在上海，南海之滨的海丰小城，阻隔在硝烟弥漫的千里之外，周恩来焦灼的目光，一时难以寻觅到那在黑色浪涛之中颠簸的生命之舟……而此时，彭湃烈士的亲生儿子——小士禄终于站在了面前，他的喜悦之情难以抑制。
周恩来盯着彭士禄看了一会儿，坐到椅子上，把彭士禄拉到面前，轻轻抚摸着他的头，用深情又怀念的语调说：“孩子呀，知道吗？我和你爸爸可是好朋友哩。”彭士禄惊奇地看了看周伯伯，他自然不会知道父辈的这些往事。
此时的周恩来同志目光迷茫，思绪在那遥远的回忆中游弋。只听他悠悠地说道：“那一年，我从法国回来，就是你的爸爸到码头上去接我的……他把床铺让给我睡，自己到处去‘打游击’……”
周恩来沉吟片刻，又说：“你的爸爸把地契烧掉，变成了无产者，一心一意闹革命，真了不起呀。”
周恩来的语调里充满钦佩和感动，他殷切地对彭士禄说：“这次你到了延安，可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听党的话，服从分配，要为你爸爸争光呀。”
时年15岁的彭士禄恭敬地站在爸爸的挚友周恩来伯伯面前倾听这一番话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感动。他默默地、深深地记下了这位伟人的教诲，暗下决心，要倾尽一生来实践它。
这一次，彭士禄终于抵达了他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一一延安。
延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中共中央曾战斗生活过13年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来到了这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世界。
巍巍宝塔山，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滚滚延河水，传承着伟大而不朽的延安精神。
站在向往已久的宝塔山下，呼吸着延河边的清新空气，彭士禄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与兴奋。
转而，他的思绪又恍惚进入了一条条幽暗的甬道，禁不住回想起他历经磨难的童年。
他想起了为革命事业被反动派杀害的，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他想起了多年以前，为了保护他并打算把他送到中央苏区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生命的高个子叔叔张国星和矮个子叔叔林甦；
他想起了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的山顶阿妈、婶娘，还有宁可把牢底坐穿，也决不供出他是彭湃儿子的潘姑妈，还有她的儿子永俊哥哥；
他想起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掩护和帮助，终于让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幸存下来，并最终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多少热血儿女带着对她的无限思念和无限憧憬来到她的身边。凝视着静静流淌的延河水，仰望着近在咫尺的宝塔山，彭士禄顿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她讲，有多少赞美的歌儿要对她歌唱啊!
二
刚到延安的时候，彭士禄不会讲普通话。于是，他被送进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学习。
青年干部学校组织的儿童剧团，经常参加下乡宣传，演话剧。
一天，导演找到彭士禄说：“你扮演国民党兵吧，只要你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就可以了。”士禄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我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真倒霉!”但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认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其实，所谓演出，不过是拿着一杆大枪从后台跑出来，从台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又慌慌张张地逃跑回后台。这就是彭士禄初到延安时经历的演员生活。
党组织要把一些干部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其中就有彭士禄。1941年12月，恰好苏联有飞机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四处奔波找不到彭士禄，马上派毛驴到乡下找，结果，终于在安塞那边找到了正在做宣传演出的他并送回延安。可是没想到的是，等士禄赶回来时，那驾苏联飞机已经飞走了。就这样，彭士禄错过了第一次去苏联留学的机会。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太多太多苦难的缘故，初到延安的彭士禄，显得有些老成持重。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装，成了一名小战士，却时时流露出孩子的天真和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彭士禄。因为，他常常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读书或劳动。周恩来、叶剑英、蔡畅、帅孟奇等许多革命前辈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家里玩儿，但他却很少去。因为他不愿意给首长们增添麻烦，更不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
在延安，彭士禄不爱言语，踏实，勤奋，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超常的苦难和超常的关爱交织在一起，使这位具有他父亲禀赋的少年无时不在思索着回报。他又是一个真诚实在的人，这点也像他的父亲。他踏踏实实地努力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这使他在同学中显得十分突出和优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时年16岁的彭士禄进入了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延安大学，坐落在革命圣地延安，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郭沫若同志题写校名，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首任校长是吴玉章先生。
延安大学依山傍水，苍松翠柏，亭台廊榭，高楼与窑洞错落有致，延河与杨家岭交相辉映。
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都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他的数学基础差，没学过几何就要学三角，什么in、cos，弄得他都糊涂了。他着急地老师:“为什么叫sin、cos？”老师反问他：“你为什么叫彭士禄呢？”老师告诉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记硬背。
于是，每天清晨，在上学的路上，人们总能看见彭士禄独自一人走来走去地背书的身影；在夕阳西下之后，又看见他还是一人站得直直的默读着……且很有精神，感觉他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终于，在期末考试时，他获得了“优秀”的评语。
当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还清断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彭士禄脑海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他说，这些基础都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彭士禄有个“打破锅问到底”的习惯。他无论做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他要理解以后再记亿，弄不懂绝不囫囵吞枣。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
1942年春，中央机要处和中央医院都到延安大学和中学部要工作人员。由于战争的需要，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本来，学校没有派彭士禄去，可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团始终燃烧着的火了。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一心想工作，想革命，老让我学习干什么呀?”彭士禄自告奋勇首先报了名。他还动员另一个叫王立明的男同学与他同去。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
延河水轻快地奔流着，和煦的春风抚摸着环抱延安的群山、纵横的沟壑和成群的窑洞。
设在窑洞里的延安中央医院，条件非常简陋，不要说最简单的X光机，就是仅有的一台显微镜都破旧不堪，听诊器和血压表一个病区只有一套，外科用过的敷料，清洗消毒后要反复使用……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其中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得意呢!他说：“贾芝老师的大女儿，是我第一个抱到这世界上来的。”贾芝老师，是彭士禄在延安中学时的班主任。40多年以后，他向贾芝老师说：“我是第一个抱你的女儿的!”语气之中还似乎有一种自豪和神秘感。而贾芝老师过去对这件有趣的事情竟一无所知呢!
部队行军作战，伤员数量不断增加。彭士禄负责的那个医疗所经常是一台手术刚做完，接着又要转移。手术后的重伤员被送过黄河，转到后方医院。一般伤员大都分散在老乡家里养伤。他和医护人员每天要跑很多路，去给伤员们治疗，换药，端屎端尿，洗衣喂饭……敌人来了，他还要和老乡往山沟里转移伤员。然而，他不怕脏，不怕累，满怀信心与激情拼命地工作着，很快被评为中央医院的模范护士。
久而久之，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地累垮了。他经常吐血，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结核。当时的边区药品匮乏，“肺结核病”在那个时候被认定为是不治之症。医生嘱咐他不能游泳，不能晒太阳，不能爬山。而彭士禄偏不信邪，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我不怕死!游泳照游，爬山照爬，太阳照晒。”没想到两个月后，他的病倒好了。他说:“人不怕死，就死不了!”
蔡畅妈妈和贺怡姨妈知道了彭士禄患病的消息，非常着急先后赶到医院去看他。在医院，她们看士禄比平日消瘦了很多，脸色黄黄的，便拿来组织上给彭士禄滋补身子的营养品让他吃。彭士禄知道组织上的困难，便谢绝说：“我不吃。留着你们吃吧。”妈妈们不高兴了，命令他：“不吃可不行，你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不滋补行吗？”“你到医院当护士为什么不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说着，便把营养品塞给站在一旁的护士，说：“你们一定要监督着他吃这些营养品。”彭士禄心里明白，他的命完全是疼爱他的首长们和老百姓们给的，他虽然失去了亲生父母，可他却得到了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他是最不幸的孩子，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蔡妈妈、帅妈妈和贺姨妈最后要求他说：“等病好了就赶快回学校读书。”然而，病好了以后的彭士禄仍不肯回学校，还是想留在医院干。医生命令他要好好休息，但他还是偷偷地去帮助同志搞室外工作。
直到1943年8月，中央组织部下了调令，他才不得不从医院出来，经过短期休息和治疗后，又回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自此，才结束了他长达一年半的护士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