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历代名人辈出，人杰地灵。近代的革命先驱、民主志士、实业巨擘，现代的改革先锋、商界耆宿、文苑英才、艺体名流……在光辉璀璨的历史星空中，海陆大地的历史文化名人熠熠生辉，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为延续海丰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发挥名人效应助力汕尾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提升海陆丰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竞争力，海丰报特开设《海陆之子》专栏系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历代海陆丰籍历史文化名人。本期推出《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
陈洪先生（1907—2002年）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翻译家与作曲家，中国现代高等音乐教育的创立者之一。
陈洪在玄武湖畔（70年代）
陈洪与夫人卢碧伦
1979年第六次文代会，陈洪（前排中）与同学合影
陈洪先生1907年生于广东海丰县。祖父是读书人。父亲是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担任过县长等职。陈洪先生小学、中学皆在教会学校学习，学校有许多外国教师，皆用英文课本，所以在英文方面功力深厚。他叔父留美，几个堂兄留德、留法，受当时留法学音乐归国的堂兄陈宏的影响，1922—1923年在原籍跟堂兄学习音乐。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和音乐（1923—1925年），1925—1926年在上海学习法语，1926年考上法国巴黎那特安音乐学院，1927—1929年入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巴什雷（Bachelet）、艾克（Heck），在巴黎师从奥别多菲尔（Oberdoeffer）等教授，学习作曲和小提琴（与马思聪同学）。1929年秋回国后，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1932年与马思聪合作成立广州音乐院，创立起初任副院长，负责校务工作，后任代理院长，全权负责。1937年8月，应萧友梅之邀请，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夕，陈洪先生毅然如约来到上海，任上海国立音专教务长、教授，此后还任上海新华制片厂音乐主任、上海中华电影公司音乐副主任。1946年8月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管弦系主任，1947年11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9年8月任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音乐组（不久独立为音乐系）主任，1950年9月兼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1952—1983年任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系主任，1983—2000年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名誉主任。2001年5月，陈洪先生荣获首届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陈洪先生一生专注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如黄贻钧、钱仁康、章彦、陆仲任、陈传熙、高芝兰、李德伦、吴乐懿、段平泰、吴祖强、韩中杰、方应暄、陈自明、王子初等。
陈洪先生集音乐理论研究、音乐教育与实践、翻译与作曲等于一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陈洪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新音乐思想
青年时代的陈洪先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同时也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陈洪先生正是领悟了这种时代精神来进行他音乐事业的思考和实践活动的。
在他的自述中，他提到：年轻时“有空读小说，喜爱新文艺，很喜欢读胡适之、陈独 秀、鲁迅的作品，同意反封建，但未得真精神……很佩服‘五四’运动……在1925年至巴黎，爱读《人道报》……”（参见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档案：《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调查表》，1958年5月8日）陈洪先生所倡导的新音乐思想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音乐文论中，如《绕圈集》（1931年）收录的《武器艺术论》《艺术与技巧》《参观青年会第三次美展后》《谈诗》《艺术与道德》《托尔斯泰艺术思想摘译》《音乐与恋爱》《音乐革新运动的理论与实际》《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贝多芬》和《反Jazz》等文论计11篇。另外还有论文《假洋鬼子与中国新音乐》（1934年）、《国乐的定义》（1935年）、《随笔》（1938年）、《随笔》（1939年）等。
陈洪先生的新音乐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艺术观基础上的。在谈到他的哲学观时他讲到：“须先把历代思潮上的两大壁垒——唯心的和唯物的——分辨清楚，并确定唯物哲学的艺术观作为我们的新音乐的出发点。”“唯心哲学在历史上屡次掌握了权威，对于艺术——包括音乐在内的——影响非常大；一切‘艺术的艺术’都是从唯心哲学出发的。”（参见《林钟》，1939年6月创刊，第42—45页）他吸收了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艺术是为人类社会文化所需的观点，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认为：“音乐不是超人的，也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国家的，当社会、国家正集中力量于建设事业的时候，音乐绝不能超然。”（出处同上）他批判了康德“‘无关心论’使艺术至上主义在哲学上站稳了脚步载《奇怪的美学》一文）的观点。他在《武器艺术论》中提出了他的艺术“实利主义”即实用主义观点。他讲艺术家之表现社会的意识状态，不论出于有心或无心，总脱不掉是人的行为。凡人的行为，都以人性为依据；而最基本的人性是生存，继续生存和进步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实利主义的东西，不会有无目的的艺术，也不会有超实际的美。”
陈洪先生的实用主义哲学观、艺术观迄今仍对音乐教育理论与研究有重要启迪作用。当今教育学界重新认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教育作用、哲学家罗蒂新的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影响，音乐教育出现了实践哲学的重要潮流，表明了在每一次新的文化转型中，音乐、哲学与教育必须适应新的文化功能定位，而陈洪先生的新音乐思想尤有重要现实意义。他的新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绕圈集》中，然《绕圈集》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于2007年10月在上海图书馆中被发现，对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创办学校与音乐课程建设
1930年，陈洪先生在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创办了一所附属的音乐学校，并任校长，教授音乐理论和小提琴等多门课程。1932年陈洪先生与马思聪合作建立了我国南方第一所音乐专业学校——私立广州音乐院，任副院长，在院长马思聪赴沪定居后任代理院长。当时学院创立时只有教师五人，却开设了钢琴、声乐、小提琴、大提琴、乐理、视唱、和声、音乐史、音乐欣赏等课程，陈洪先生任小提琴、乐理、视唱、和声等课程的教学。1937年陈洪先生应萧友梅先生之邀，赴上海国立音专任教务长，在艰难险恶的形势下坚持办学，接任黄自先生遗留下的和声、音乐史、音乐欣赏等课程，包揽全校音乐共同课的教学。其间，他大力整肃校务，修订完善教学大纲，系统创建音乐课程。
陈洪先生将“固定唱名法”首先引入中国，并大力提倡与推广，至今，全国音乐院校与各大音乐团体仍在沿用这一方法。20世纪30年代，他结合自己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学实践，开始著书立说，写出了一部《曲式与乐曲》；40年代，完成了一部力作《对位化和声学》，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作曲技术理论专著，对和声与对位的有机结合进行了独到而有益的探索。其后，先生又编写出版了《视唱教程》《小提琴教学》《基本乐学》《和声》《作曲法》《音乐欣赏》《怎样写歌曲的钢琴伴奏》等大量音乐教材。其中，《视唱教程》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统一试用教材，一直使用至今。
陈洪先生创办音乐学校，系统创建音乐课程，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课程建设和实践、为音乐教学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多种课程和多种音乐能力的实践者，先生对当今我国师范音乐教育学生的培养，探索师范生摆脱能力单一化的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示范价值。
音乐翻译学科建设与主办刊物
翻译在文化传播与交流，在促进文化的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如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对阿拉伯文中保存的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巴格达文明前史的翻译运动，中国唐代翻译一千九百卷佛经，以及“五四”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及学术成果的翻译，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陈洪先生很重视翻译且功力深厚，他翻译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柏辽兹）、《论指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魏恩加特纳）、《西贝柳斯》（林波姆）、《曲式及其演进》（麦克菲逊）、《论瓦格纳的音乐》《巴托克论文书信选》《音乐小史》等，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先生还专门撰文对翻译的译名问题进行讨论。如“关于译名”与“必也乎正名”等。他的众多译著丰富了我国音乐理论文库，是对我国音乐理论建设和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
陈洪先生注重社会的音乐普及并主办音乐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广州音乐院期间主编出版了《广州音乐》10期，并与美术界组织有关人士合办《一般艺术》杂志。在上海国立音专期间，创办《音乐月刊》与不定期的刊物《林钟》等。先生亲自撰文，翻译和写作了不少文章、随笔、文论、学术论文、译文、译著和学术专著。
今天，在面对西方音乐学术硏究的变化以及新的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之时，翻译和介绍外来音乐自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交流与学习方式，这也是中国音乐界需要继承的一种开放视野和精神。陈洪先生在通讯相当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勤于笔耕，通过逐字翻译打开新的音乐窗口，启蒙学界及大众，吸收新的文明成果，促成封闭文化的开放，在过去及当今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意义重大。
高等音乐教育与基础音乐教育
陈洪先生一生从未离开过他所从事的音乐教育的事业，从1930年到2000年，在音乐教育园地上耕耘了整整70个春秋。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陈洪先生形成了识见不凡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卓有成效的音乐教学方法，被音乐教育界称为“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大师”。
70多年来，陈洪先生创建学校、主持刊物、创设课程、教书育人。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疾风暴雨，都矢志不渝、呕心沥血地坚守在音乐教育这片园地上。他高瞻远瞩，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音乐事业，默默地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师范音乐教育事业上，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师资。为振兴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他大声疾呼，提出“应把美育放到民族素质提高的高度予以足够的认识”，提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抓起，提高全民的音乐素质”。这一切反映了他的真知灼见，闪烁着他教育思想的光辉。
为了坚持高等师范教育的路线，提高办学质量和培养教师人才，陈洪先生曾多次鲜明地表达他对师范办学的主张。20世纪50年代末，陈洪在“将南师音乐系并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的讨论会上明确指出：“江苏省甚缺音乐教师，南师音乐系必须面向中学……”在先生的据理力争下，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得以留存。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也有人提出“师范院校音乐系改由文化部领导”的意见，陈洪先生再次坚持师范高校的音乐系必须面向中学，应该直属教育部领导，主张师范教育在办学上“不能照搬音乐学院模式”。在对高师任职的师资要求上，陈洪先生要求应有广泛的知识面，不能“单打一”，要有可以开设几门课的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后，他呼吁重视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中，他呼吁老师及同学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呼吁“音乐对于每个学生的心灵、才智、科学、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改进和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载《江苏音乐》1984年7期），扶持及亲自关心小学的业余音乐教育（参见陈洪《愿业余音乐小学之花开遍全中国》，载《江苏音乐》1985年第8期）。
20世纪80年代，在南京师范学院改为南京师范大学之际，陈洪撰文写道：“如何将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首先，我认为我校的工作应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要以提高我省中等学校的教学水平作为我们的职责。江苏省的工农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文化教育也应与之相适应，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努力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南京师大》1983年4月校刊）他在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这里为国家培养的是荣誉不下于演唱专家的音乐教育家，你们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把你们的才华献给音乐教育事业。”（参见《人民音乐》1983年12期，总第225期）
当前，师范高校中出现了非师范专业，那么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评估上有何区别？专科音乐学院与高等师范院校中的音乐学院有何区别？高校的音乐教育专业是否就是第二声乐专业或第二钢琴专业？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方向是否应该是陈洪先生提出的为国家培养音乐教育家？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应该具有何种素质？
中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评估体系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办学方向是我国未来音乐教育发展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陈洪先生提出的关于高等音乐教育与基础音乐教育等办学思想和思路，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去研究。
当代儒者的人格魅力
儒者是既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简言之，就是品学兼优的人。传统儒者往往是“耕读传家”之士，而陈洪先生则是具有新文化理想的实践的儒者。他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专心教育，重视学术；另一方面，他牢牢把握住价值理性，为当代儒者形象奠定了坚实的道德伦理基础。这种道德伦理基础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有着“真、善、美”的天然境界。
陈洪先生秉持“为师之道在于慈”的教育理念，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爱生如子的师德风范有口皆碑，广为传颂。60多年前，陈洪先生就发现并帮助了富有音乐天赋但家境平寒的韩中杰，使之成为我国出色的指挥家；也许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么一位学界泰斗、久负盛名的老前辈会亲自为几代学生动手做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节拍机；又有谁能想到他老人家会为那么多学琴人、甚至是初学琴的琴童修理小提琴！1983年，先生在75岁高龄时收下酷爱音乐但因患小儿麻痹症而无资格参加高考的女高中生周红梅为学生，教琴六年，不收分文费用。周红梅在回忆中写道：“我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每次在陈先生家上课后，陈先生和师母都留我在家吃饭，饭后睡觉休息一会再走。他鼓励我说‘来日花魁数红梅’，他为我准备所有的乐谱、资料、录音带，亲自为我组织多场独奏音乐会……”陈先生不仅教她学琴，还教她怎样用音乐表达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的思考。陈老去世后，供职于美国两个乐团、 一所学校的周红梅专程从大洋彼岸回来送别陈老，谈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时感慨万千，泪流满面。
先生对同事、朋友均体贴关怀，充满仁爱之心，学生、同事都说先生慈爱如父，与他相处，如沐春风。萧友梅夫人在转赠给陈洪的纪念品上写道：“追忆先夫病中，承先生尽心照拂，奔走劳神，体贴入微，情义之深，尤胜同胞，真铭感寸衷，永志不忘。”
陈洪先生一生淡泊谦和，不事张扬。面对商业化社会，陈洪先生在给校友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都是工薪阶层，生活较清贫，以业余时间教几个私人学生，收一点费来弥补生活是无可厚非——但必须时时刻刻以教育为主题，坚决反对拜金主义，要为自己设想，也必须为孩子及其家长们设想。吾国古有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想想自己，也想想别人，共同把两个文明推向前进。”
陈洪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所透露的价值理性、仁性及时代性是一种当代儒者人格魅力的风范。他对儒者品性的秉承，以及他对新中国的新文化的理想，构成了他高尚的人格，正如贺麟先生所言：“伟人所以异于常人，全看理想的有无与高下。”（《文化与人生》）陈洪先生对于伟大理想与人格的追求，也是对中华民族之真精神的追求。正如在他自己言行中所体现的：“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像中华民族这么大的民族，有这么广大的版图和这么悠长的历史；敌人的侵略不能损害，自然的淘汰不掉；这其中，必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或德性，作为这一民族生存的基础和活动的中心；这当然不是虚伪的伦理和表面上的和平朴素这么肤浅的东西，这是比较深入的，不能从中国人的外表上去寻求，而只能在中国人的血管内、骨节内去发现。这样说来，似乎有点神秘，然而一个民族不能够没有它的灵魂和它的精神，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精神栖息之所，以非浅薄者所能发现，而有待于有为者去找寻。”《假洋鬼子与中国新音乐》，1934年）。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化社会的历史境遇中，陈洪先生的人格精神永远值得我等后辈学习，陈洪先牛在新文化事业中的开拓精神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
作者：管建华
整理：曾国明 林彩红 吴长辉
指导单位：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