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子
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家里都有兄弟姐妹好几个，这成了我们这代人的人生之大幸。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没有钢琴电视游戏机，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小小脑袋里有那么多属于宇宙和未来的东西。但我们自有那个年代孩子的乐趣。我们兄弟姐妹一起下军棋、玩弹弓、滚铁环、养蚕，也自己糊风筝、叠纸飞机、玩玻璃珠子跳棋，要么就钻进床底下捉迷藏，或者轮流等着看一本连环画。父亲是湖北人，讲普通话，我们从小就跟着父亲管连环画叫“小人书”，方言则叫“公仔册”。一本薄薄的“公仔册”，就可以让几个熊孩子轮流看得不亦乐乎。傍晚放学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吭哧吭哧地把床板从屋里搬到门口，用两张条凳架起来打乒乓球，杀得天昏地暗。有一阵子，我们还自力更生，用篱笆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围起一片小菜园，种上白菜、葱、西红柿什么的，院子墙角的尿缸有最环保的有机肥料，每天往菜园里浇水施肥，看着小苗苗一点点长大，是那时候的小乐乐。当园子里第一次结出西红柿的时候，那份惊喜，真不亚于天上掉下一轮月亮。我们兄弟几个约定，只准看和轻轻地摸，谁也不准偷摘。于是每天看着它们慢慢由小变大，逐渐长成浑圆通红的果实，那种第一次等待收获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还在菜园边种下一棵马尾松和一株桑树。桑树长势很旺，不仅让我们养的蚕儿有了自己的粮仓，还会长出桑葚让我们采摘。其实那桑葚颗粒不大，酸不拉叽，解不了馋，但采摘的乐趣远胜于吃。马尾松在我们不停浇灌下，伴随我们几个孩子一年年长高。小树蓬蓬勃勃，树枝开始盘绕交错，绿意越来越浓，很快就高过屋顶，我们要抬头才能看到树梢。夏天的时候，常常有鸟雀和蝉儿栖在树上，叽叽喳喳，此起彼伏，不知疲倦地为我们唱着童年的歌谣。那时候的童年，就是蓝天白云。每天都在撷着轻云，摘着星星。
岁月远去会让人增添对它的怀念。当疲惫的灵魂穿过时光隧道回到童年，涌上心头的除了一幕幕温馨欢快的童稚景象，想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母亲了。
那年月，很多家庭都是老大的衣服老二穿，后面出生的娃又再接着穿。可我不是。从小到大，我穿的都是新衣服。我上边是哥哥，下面是弟弟，只有我一个是女孩，母亲总是想着法儿给我做新的。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候叫做18级干部，每月工资87元，母亲工资43。在那个1分钱可以买1根冰棍，1个鸡蛋才3分钱的年代，父母的工资收入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比许多家庭要好很多，请得起保姆，没让我们挨饿受屈，营养不良。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刚下过一阵雨，空气里沁着凉气，我穿着母亲刚给我缝制的花衣裳和黑绸裙子，到大院里和小伙伴们跳绳。那是我第一次穿黑色裙子，而且是绸的，软软的很舒服，当两腕翻转，两脚跳跃的时候，那转成圆圈的裙子好看极了。那时候，在我眼里，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裙子了。
再大一点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红底碎花的灯芯绒外套和一条咖啡色呢子裤，配上一双暗红色灯芯绒平底鞋，穿起来既暖和又漂亮。这件外套刚做的时候有点长，后来穿了好几年。
二
“文革”一开始，我童年的花朵就过早地凋谢了。留下的，多是忧伤的记忆。菜园荒芜，马尾松被砍，连桑树也被人连根挖掉了。1968年，我12岁。那时候，父亲还在“五七干校”，母亲则从干校出来，参加工宣队去一个公社搞运动，我好想爸爸妈妈。一天，我没有告诉哥哥，便独自上路，找妈妈去了。妈妈所在的那个公社离县城有20多公里，我根本不懂在哪里，只觉得沿着一条公路不停地走，大概就能找到。我走啊走啊，天已经灰蒙蒙了，还飘起了绵绵丝丝的雨，四周空寂无人，也没什么车辆，我又饿又渴又战栗，真想一屁骨坐在公路上大哭一场。这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他下车端详了我一番。那天，我穿的就是这套灯芯绒上衣呢子裤，脚上还是那双灯芯绒鞋。我听到他说，“天都快黑了，你这城里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赶路”。说完让我坐上自行车，往前载了我一段。这个情节，让母亲知道后一夕数惊，，总是搂着我流泪，“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看你这身衣服，就是城里的小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啊。”
我还做过另一件让母亲每一想起就心酸不已的事情。有一阵子，我总是像当地老百姓那样，跑到居委会去领一些稻草回家搓稻草绳，搓3根3米长的绳子，可以赚一分钱。我每天一放学就拼命搓，不停地搓，搓得手掌红肿、起茧，就是为了能多挣几分钱。好不容易，我积攒了一块多，这是真正意义上用自己双手挣来的。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葛兰台那样，反复数着那些一毛几分的零钱，好像自己发了大财似的。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像农村孩子那样，顶着烈日，跟人上山割草、挖“榴仔头”回来晒了当柴火，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哥哥不准我去，总是偷偷把上山的工具藏起来，甚至跟我吵架。每天中午在学校饭堂排队打饭，哥哥如果发现我为了省钱，饭盒里的菜打得少了，也要管我。父母不在身边，年长1岁的哥哥觉得他有责任照顾我，保护我，我却经常为此和哥哥闹别扭。小小年纪，兄妹相依为命，父母总是牵肠挂肚。
有一次，左脚大拇指莫名其妙地长了个俗称“蛇头”的毒疮，痛得我整夜都在哭。越痛越想妈妈。越想就越痛。好心的邻居听到哭声，第二天一大清早，搞了些草药给我敷，几天之后才慢慢见好。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许多年过去，我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母亲的心疼，一直刻在我心里。每每念及，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1970年春节，“破四旧，立四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口号声似乎没那么震天响了，父亲幸运地得以准假从干校回家过年。爸妈带我和哥哥到照相馆照“全家福”，我穿的还是这套衣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背景是一幅天安门城楼。爸妈和哥哥也挂着毛主席像章，胸前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独有的标记。照全家合影这样重要的事情，这种“标配”更不能少。这是中国的一段历史。人总是需要历史的。照片上，我和哥哥都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但爸妈的笑容里，分明藏着一种无奈和凄然，因为“全家福”人并不齐。“文革”期间，弟弟被送回湖北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几年了，还没接回来团聚，母亲日夜思念，常常流泪。
1972年，我16岁，高中毕业，没有工作，和哥哥都“赋闲”在家。那时，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没有像别人那样斡旋运作为子女安排工作。看着一起走出校门的人不是进工厂当学徒，就是到百货公司当了售货员，我很羡慕。这年10月，母亲为我们添了个小弟弟。其实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才39岁，父亲也才刚满40，比现在很多大龄未婚未育的人岁数还小。母亲是因为那些年总是下乡搞运动搞怕了，想着怀孕生了孩子，就不用离开我和哥哥，整天下乡。
小弟弟高亢嘹亮的啼哭，给全家带来了很多欢乐和笑声。我则承担起“保姆”的责任，做家务，带弟弟。每天清晨5点半，就要起床打开煤炉，等煤炉火旺之后，再淘米下锅给全家煮一锅粥。那时，厨房盖在院子里，到了冬天，寒风刺骨，一大早爬起床就要缩瑟着身子穿过院子下厨房，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命苦。母亲每天上班，中途要给小弟弟哺乳，我还得每天抱着小弟弟穿街走巷去找妈妈，这是我最尴尬的事情。16岁，是我青春的第一道门槛，我不谙世事偏又有些心高。想着飞翔却只能匍匐在地。我无路可走。我没有工作，没有出路，没有前途，这让我很自卑。这种自卑深深地钻进心里。我总是抱着不惊不扰酣然熟睡的弟弟，来回40分钟的路程，自始自终低着头，蔫得霜杀似的，生怕被人看到。一次，有个熟人问母亲，“在街上看到你女儿，怎么总是低着头走路”。那时候，我算是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不敢抬头走路，不敢抬眼看人。但心情是讲不出来的。心情的深处，是灵魂的哑迷。可是，每当看到小弟咂巴嘴儿吃饱喝足的小模样，我比小弟还要心满意足。聪明可爱、总是屁颠屁颠跟在后面的小弟长大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远远超过哥姐仨，经常是我们的“军师”，还是家里下一代的“儿童团长”，给父母的晚年带来最多笑声和宽慰，这是另起一笔的话题了。
三
1973年3月，哥哥刚满18岁，父亲让哥哥去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那时小学教师地位远不如现在，有些被人瞧不起。哥哥内心不太情愿，但总算有了一份工作。没多久，我也去了一所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我的工作是给学校敲钟。清晨6点开始敲第一道钟，一直要敲到晚自修。每天“咣当咣当”的敲钟让我觉得很丢人，很没出息，我就是《巴黎圣母院》里那个丑陋的敲钟人噶西莫多。我硬着头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到这年12月，我卷起铺盖，逃也似地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启程那天，锣鼓声中，母亲到红场送我。我戴着大红花，站在卡车上拼命向母亲挥手。卡车开动的那一刻，模糊的泪光中，我看到母亲也在偷偷抹泪。
18岁那年，我还在县林场里当知青，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的确凉嫰绿条纹小花短袖，做得和买的一样好看，穿起来很精神，我很喜欢，几次照相都是穿着这件新衣。一次，母亲多年未见的双胞胎兄长从外地寻亲来了，母亲很高兴。舅舅在文化部门工作，是个摄影爱好者，知道亲人团聚免不了照相，胸前挂着一个照像机。听说我有文学追求，说要给我单独拍张照。我急忙跑进里屋换上这件衣服。舅舅让我坐在书桌旁，手握一管笔，脸部微微仰起，目视前方，“咔嚓”一声，定格了我尴尬青春唯一一次流露那么一点理想憧憬的镜头。那时候的相片都是黑白的，舅舅把相片放大、上色的时候，没有更换我的绿衣。青翠、葱绿、生机蓬勃、蓄势待发，是母亲对我的希望。那几年，还有其他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场合，也都是穿着母亲做的这件绿花短袖，直到上大学还在穿。现在想想，那时简直就是把它当“礼服”了。
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母亲给我的，就是世上最好的华衣美服。怀念儿时。怀念母亲的一针一线。母亲随父亲住在云端上，我看不见，摸不着，只好任凭眼泪顺着脸颊默默流淌，无始无终，无休无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