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彪
春节，“去哪里过年?”这句话似乎成了身边熟人朋友见面的问候语。于我而言，离别故乡，溺入城市，已经三十多年，我的五脏六腑已被城市浣洗得几乎没有一点乡土味了。
照理说，现在天天穿新衣服、顿顿有肉吃，过上儿时盼过年一样生活的我，已经梦想成真。可是，留有乡村胎记的我，总是被乡情割不断的脐带牢牢拴住，磁性一般吸引着我的魂魄，驱使我年复一年，不顾城市朋友盛情邀请、岳父岳母再三挽留、妻子女儿反对，总是千方百计把那些缠身的事务放下，一到假日，便像个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回归故土，亲吻老家。
在我儿时记忆的密码里，每当寒冬推开腊月的大门，霜降节令过后，杀年猪的大幕渐渐拉开。每年杀年猪时，最高兴的要数我，不停地帮大人们提肉，翻肠肚，盼望很快得到那个猪尿脬，撕去附着的花油，然后在羊皮褂上反复搓揉，直到花油揉干，再往猪尿泡里吹进气，扎上线，啊！多好玩的一个球。一群小伙伴追逐着猪尿泡，忽而用手抬，忽而用脚踢，一直玩到那随着炊烟飘出来的大葱炒肉味，才肯歇手回家，等候吃杀猪饭。第二天，猪肠子被吹上气，绑在竹竿上，插上房头，迎风招展，像那些年曾经竖起的电视天线，昭示着农家即将过上香喷喷的年。
除了杀年猪，做豆腐、扫尘、粉刷墙壁、送灶等很多活动，都在为“过大年”做准备。最高兴的要数我们娃娃，总是盼望能早早地穿上新衣服，吃上肉菜喷香的年夜饭，领到几毛欢天喜地的压岁钱。因而，平时顽皮捣蛋的我们，也越来越乖巧，越来越听话，不敢回嘴，服从母亲的安排，积极参与料理过年的事。
为过好除夕夜，母亲像个陀螺，忙得团团转。在母亲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谁也不轻松，配合着母亲，分工合作，先是把那些沾满污垢的旧板凳、旧桌子，搬到小河里，一边擦，一边洗，借着阳光慢慢晒干。等我们在小河边、豆麦田间玩耍够，才一趟一趟把家具搬回家，看上去就像我穿过的旧衣服被母亲洗过一样，多了几成新。还有那几口在烟火上熏炒煮了一年到头的铁炒锅、铝锅、锣锅，以及那把黑漆漆烧水的铜茶壶，全被我们提到小河里，用石头和砂子擦洗得亮堂堂的。一件件旧衣服、一双双旧鞋子、一顶顶旧帽子，从头到脚穿戴的，早已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一针一线缝补过。每年新添的一套新衣服早已缝制好，却被母亲锁在箱柜里，指日可穿。就连全家人睡觉的一床床被褥，也被母亲拆洗后在蚕豆树头、麦苗尖上晾干，并一针一线装订好，散发着阳光与空气的清香。那些平时常用的篮、筐、箩、箕，刀、斧、镰、锄，所有碍眼的农具，也一一被母亲收拾得规整，藏在屋角隐蔽的旮旯里。
大年三十，母亲全力以赴做好年夜饭。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把红红的对联贴好，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在夕阳偏西时，已被母亲置办好。接着，只见母亲点燃香火，端着茶、酒、肉、菜，领着我们先祭祖，待叩拜仪式结束后，才让我们上桌吃饭。此时，迫不及待的我忙着点燃一串红红的鞭炮，“噼里啪啦”炸响了全村第一声过年的音符。饭桌上，母亲总是唠叨：吃葱蒜，才聪明有计划；吃芫荽，才能延岁；吃荸荠，才可以避邪；吃鱼，才会年年有余。劝我们不要挑嘴，什么都要尝个味，来年才有好兆头。
松毛席上年夜饭总是吃得很漫长。酒斟过一巡又一巡，凉了的饭菜被母亲热了一次又一次，图的就是全家团圆，皆大欢喜。收拾完饭局的母亲仍会叮嘱我们，三十晚上一定要洗脚，新年里，不论在家，还是出门走亲戚，才不会误了吃饭的时辰。直到我们几姊妹洗完脚，母亲才开始发压岁钱。有时一毛，有时两毛、三毛。虽然不多，可一年就过一回春节，领那么一次压岁钱，对于不劳而获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大钱了。
陶醉了一夜的村庄醒来，已是大年初一。这一天，大人都不下田做农活，闲下来互相串门子，聚在一起打打牌，吹牛聊天，吃喝玩乐。无拘无束的我们便东家出，西家进，邀约平时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一堆堆聚在一起，比谁得到的压岁钱多，比昨晚年夜饭谁家吃得最早，比谁家的鞭炮炸得最响。还不时从衣袋里掏出几个断了火引线的零星鞭炮，冷一个，热一个，抢着放完。高兴之余，就忘了回家。于是，玩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总是能吃到别人家的汤圆、糯米饭，还有蒸糕和平时难以吃到的很多好东西。
过了初一，即是大年初二，按照风俗，开始走亲串戚。于是，你去我家，我来你家，嫁出去的，娶进门的，相聚一堂，互相“请春客”，喝酒吃饭。绵长的年一天连着一天，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耍完龙灯，才料理农事，准备来年的生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每年冬至到来，彝人古镇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年活动，吹过山号、喝拦门酒、吃长街宴、祭火大典、篝火晚会，很多从千里彝山彝寨翻版复制而来的活动，仿佛乡愁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又仿佛是故乡在召唤我，催我回家过年。
年复一年，回家过春节，我总会被乡情俘虏，像一剂泡在醇香烈酒里的中草药，醉在柔软的年味里。
